世界经济论坛

1971年由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倡议创建，是一个非营利性基金会。 ^[3] 

其前身是现任论坛主席、日内瓦商学院教授克劳斯·施瓦布1971年创建的“欧洲管理论坛”。论坛因每年年会都在达沃斯召开，故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 ^[4]  每年在达沃斯召开的论坛年会，一般是在一月下旬，会议持续约一周时间，每年都要确定一个主题，在此基础上安排200多场分论坛讨论。截止2010年共举办了39届年会。

1973年发生的事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 机制的瓦解和阿以战争爆发）使论坛将年会的讨论重点从管理领域扩展至经济和社会问题，政界领导人也首次受邀于1974年1月前往达沃斯。

两年后，论坛引入了一套会员体系 — “全球1,000家领先公司”。欧洲管理论坛是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展开合作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政策改革。每年的活动还包括在全球召开区域性会议，而1979年出版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也让本组织扩展成为一个知识中心。

欧洲管理论坛于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同时扩展了其愿景，包括提供一个解决国际冲突的平台。这一时期，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里程碑事件包括希腊和土耳 其于1988年签署的达沃斯宣言，将两个国家从战争的边缘拉了回来；而在1989年，朝鲜和韩国在达沃斯也首次召开了部长级会议。

在同一届达沃斯年会上， 东德总理汉斯·莫德罗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讨论了德国统一的问题。1992年，南非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会见了纳尔逊 ·曼德拉和曼戈苏图·布特莱齐，这是他们在南非以外的国家首次共同亮相，也是该国政治转型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从那时起，世界经济论坛的活动还包括了一个公私合作中心，让企业、公民社会和政界领袖参与到各项行动计划中，包括印度的医疗项目和在非洲应对长期饥饿的联盟。论坛的知识中心“战略观察中心”也扩大了规模，其活动包括编制其他几种具有竞争力的报告，例如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全球风险报告和区域情景报告等。 ^[5] 

2004年1月21日至25日，第34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建立繁荣和安全的伙伴关系”。包括30多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200多名各国政界要人以及世界著名公司和企业代表在内的各界人士在会议期间研讨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促进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

2005年1月26日至30日，第35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为艰难抉择承担责任”，本届年会共有来自近百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就全球商业、科技、文化等主题进行200多场研讨会，并将就中国经济的前景、欧洲、气候变化、全球化中的公平性、全球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局势和伊拉克大选等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应邀出席本届年会，并在年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发展观与21世纪的中国经济》的特别致辞。

2006年1月25日至29日，第36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开拓创新，把握未来”，讨论了世界经济格局、创造未来就业等问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应邀在年会上发表题为《开拓创新 把握未来》特别致词，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政策举措。

2007年1月24日至28日，第37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论坛年会以“变化中的力量格局”为主题，来自约9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政要和各界人士就2007年世界面临的挑战以及对策进行了研讨。中国国务委员华建敏出席年会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和平发展》的特别致辞。

2008年1月23日至27日，第38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有2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10多位政府部长以及众多知名企业领导人和政界人士共2500多人出席。年会以“合作创新的力量”为主题，分别就全球关注的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能源形势、食品供应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与会并发表题为《协同创新 互利共赢》的特别致辞。

2009年1月28日至2月1日，第39届年会达沃斯拉开举行。本届年会以“构建危机后的世界”为主题。2500多名与会者就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充分关注了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以及中东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加强合作　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特别致辞。

2010年1月27日至30日，第40届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2500多名与会领导人将讨论全球面临的各种紧迫性问题，包括经济形势、气候谈判、如何改进国际合作体制以及海地震后重建等。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年会并发表了特别致辞。

2011年1月26日至30日，第41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全球政商界精英围绕“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这一主题热议全球经济形势和政经格局之变，而中国继续成为焦点。

2012年年会于1月25日至29日，第42届年会在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大转型：塑造新模式”，强调全球各领域存在着深层结构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变革已不可回避。 ^[6] 

2013年1月23日至27日，第43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年会以“弹性和动力”为主题。围绕全球经济风险、重建经济活力、增强社会抵御风险的韧性等三大议题进行250余场研讨会。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政商精英齐聚一堂，商讨全球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之策。

2014年1月22日至25日，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东部小城达沃斯举行，会议主题是“重塑世界:对社会、政治和商业的影响”。据悉,来自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政商学界人士参加年会，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国际组织领导人也将出席论坛年会。 ^[7] 

2015年1月21～24日，第45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主题为“全球新局势”（TheNewGlobalContext）。2016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冬季达沃斯)20日在瑞士达沃斯开幕。以“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主题的论坛，将聚焦全球增长“新常态”、中国经济转型、科技进步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安全和环境问题等四大热点问题。2016年6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言。 ”2017年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2017年6月27日，“世界经济论坛第11届新领军者年会（2017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 ^[1] 

2019年1月22日至25日，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瑞士达沃斯召开，年会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 ^[8]  。1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王岐山副主席将出席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9]  。

世界经济论坛旨在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致力于通过公私合作改善世界状况。 ^[3] 

截止至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共有4种形式的成员，分别是基金会员、行业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和全球成长型企业会员。基金会员包括全球约1000家顶尖企业，其中每年有100多家基金会员企业还可以根据其参与论坛活动的程度和对论坛的贡献，成为论坛的行业合作伙伴或战略合作伙伴。而全球成长型公司，即“新领军者”，是世界经济论坛推出的一种新型会员形式，主要是指那些正在快速成长的新型跨国公司。

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委员会要对会员企业的实力进行评定，这些企业需是其所属行业或国家中的顶尖企业（主要基于其营业收入；金融机构以资产计算），并可对其行业或区域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

“行业合作伙伴”来自广泛的行业部门，涵盖建筑、航空、科技、旅游、食品、工程和金融服务等行业。这些企业对于影响其行业部门的全球问题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在于其成员组的实力。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的成员是位居全球前1000名之列、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跨国公司。各个成员组的人们代表着各自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和潮流领导者。成员组内的人员互相交流，不同成员组之间也进行密切讨论，这使得世界经济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每一项活动都得到了积极参与，而这，也正是世界经济论坛有别于其他论坛的主要标志。

为满足世界经济论坛成员和参加者各种具体的要求，该基金会召集有关人士并组织各种活动，如：成立一个专门的组委会，并举办一系列全球性、区域性和地方性的活动，以便促进合作、改进全球经济现状。全球成长性公司的成员属于一个单独的成员组，他们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创新企业。之所以成立GGC这个组织，是因为中小型创新企业在世界工业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们往往采用跨国经营的模式。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包括其它其他参与者。

这些参与者分属不同的成员组，这些小组把分散的力量聚集了起来，以便在其特定的领域内进行全球性的合作。每个小组都是独立的，而且成员名额有限，因此各自都具有其鲜明特点。他们包括：各行业领袖组：分别由世界主要工业领域内最知名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组成；未来全球领袖组：约有600名成员，年龄在45岁以下，他们是新一代全球性的决策者；

媒体领袖组：包括全球传媒领域内最有影响的人，他们的参与将保证本次活动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并为所有的参与者增光添彩；论坛嘉宾组：包括在政治、经济、科学、社会、科技等领域内的知名人士；政界人士组：包括各国政府领导人以及主要国际组织的领袖人物；

文艺精英组：包括100余名来自文艺领域的知名人士。未来全球领袖组正努力网罗全球不同背景的年轻杰出人士，建立并发展一个全球性人才网络，以增进他们之间的互相支持，并促进他们就迎接全球性挑战等问题展开对话。

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建立“全球青年领袖”社区，这是“全球明日领袖”社区的继承组织。“全球青年领袖”社区集合了来自世界各学术和行业领域的40岁以下青年领袖。他们积极从事“2030倡议”——即一项旨在为实现2030年愿景的行动计划。全球青年领袖有：Shai Agassi, Anousheh Ansari, Maria Consuelo Araujo, Lera Auerbach, Ian Bremmer, Sergey Brin, Tyler Brucirclé, Patrick Chappatte, Olafur Eliasson, Rahul Gandhi, Kenneth Griffin, Scott J. Freidheim, Crown Prince Haakon of Norway, Abdulsalam Haykal, Silvana Koch-Mehrin, Tariq Krim, Irshad Manji, Princess Mathilde of Belgium, Matias de Tezanos, Aditya Mittal, Euvin Naidoo, Gavin Newsom, Larry Page, Andrea Sanke, Anoushka Shankar, Peter Thiel, Karim Meïssa Wade, Jimmy Wales, Niklas Zennström, Felix Maradiaga, Mina Guli,论坛每年选出一批新的成员。

自2000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与“施瓦布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密切合作，在世界主要社会企业家中推选楷模。基金会高度评价社会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关键性作用。推选出的社会企业家将应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地区峰会和年会，他们在会议中有机会与企业首席执行官和高级政府官员会面。比如，在2003年的年会中，Jeroo Bilimoria与国际电信联盟副秘书长Roberto Blois不期而遇，这次会面促成了Jeroo Bilimoria的国际儿童帮助热线组织与国际电信联盟的重要合作。

企业在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后，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同时可以享受一定的权利。

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于江指出，企业在成为论坛成员后，应秉承论坛“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这一宗旨，积极参与论坛举办的各种活动，并贡献其专业知识和资源。此外，由于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会员费，因此，会员企业每年需要向论坛提供4.25万瑞士法郎（1美元约合1.21瑞士法郎）的会员费。

会员企业同时享有相应的权利，主要包括参加每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等。在年会举行期间，论坛会员企业的领导人可以与全球政治、经济、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就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发表意见，交流看法，进而引导全球舆论关注的重点，并为全球领导人提供决策参考。

管理委员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机构，它确保论坛的所有活动均符合论坛的使命，同时对外能够代表论坛。管理委员会集体对论坛承担执行职责，并向基金董事会汇报工作。

论坛所有的活动都由行政领导。在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教授的领导下，来自全球超过60个国家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来到论坛工作。这种全球化的深度和体验使论坛有能力充分支持我们的会员参与全球各项事务。 ^[10] 

Mukesh D. Ambani

Marc R. Benioff

Peter Brabeck-Letmathe

Mark Carney

Orit Gadiesh

Al Gore

Herman Gref

Angel Gurría

Jim Yong Kim

Klaus Kleinfeld

Christine Lagarde

Jack Ma

Peter Maurer

Min Zhu

Luis Alberto Moreno

Indra Nooyi

H.M. Queen Rania Al Abdullah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Joe Schoendorf

Klaus Schwab

Jim Hagemann Snabe

Heizo Takenaka

Ursula von der Leyen

George Yeo

自1979年以来，中国一直与世界经济论坛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出席年会并发表讲话。1992年至2000年，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吴邦国副总理先后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讲话。2005年至2009年，黄菊副总理、曾培炎副总理、华建敏国务委员和温家宝总理分别与会并致辞。

自1993年起，中国还多次派团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地区经济峰会。1981年至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每年联合在华举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国际研讨会”（1996年起更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2007年起因在中国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而暂停。

通常在每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都要在达沃斯召开年会，因此世界经济论坛也被称为“达沃斯论坛”。2005年，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提出了“中国夏季达沃斯”的设想。2006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这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

世界经济论坛于2007年开始每年在中国举办世界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目的是为“全球成长型公司”创造一个与成熟企业共同讨论、分享经验的平台。

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会议沿用2007年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变化中的力量平衡”。2008年9月，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举行，主题为“下一轮增长浪潮”。2009年9月，第三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在大连举行，主题为“重振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出席了三届论坛的开幕式并致辞。

此外，世界经济论坛还积极开展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至2009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企业会员超过60家。 ^[11] 

2012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被誉为“世界经济风向标”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1日至13日在天津拉开帷幕，此次论坛参会嘉宾人数已创历史新高，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政要将围绕 “塑造未来经济”的主题掀起头脑风暴。 ^[12] 

2013年9月11日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特别致辞。 ^[13]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国排名29位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最新排名升至第28位。

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支持来自其1000家基金会会员。会员企业需是年收入额在5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企业（收入额可因行业和区域而异）。同时，这些企业均是其行业或国家中的佼佼者，并对于该行业或区域的未来发展起重要作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基金会会员每年向世界经济论坛支付年费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各种会议和活动以及运营的费用。世界经济论坛的基金会会员可以选择称为“行业合作伙伴”和“战略合作伙伴”，更深入地参加论坛的活动，并发挥其影响力。

每年一月末在达沃斯举行的年会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旗舰活动。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度假胜地举行的年会每年吸引1000家论坛会员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的到来，同时还有来自政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宗教界和媒体的众多代表，只有收到世界经济论坛邀请的人士才可参会。每年约有2200位参会者参加为期五天的会议，列入正式会议议程的场次多达220余场。会议议程强调关注全球重点问题（如国际争端、贫困和环境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全球约有来自网络、纸媒、广播和电视媒体的500余名记者到会场进行报道，媒体可以进入所有列入正式议程的会议场次，其中一些场次可通过网络视频观看。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举办10余场会议，使企业领袖与举办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密切沟通。会议分别在非洲、东亚、拉美和中东等地举行，每年选择不同的主办国家。但在过去十年中，中国与印度已成为论坛的长期主办国家。

“全球健康倡议”（GHI）是由科菲·安南在2002年年会上提出的。其目标是使商业企业加入到公私合作的健康项目中去，以应对艾滋病、肺结核、疟疾等疾病，并建立更好的健康体系。

“全球教育倡议”（GEI）发起于2003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全球IT公司与政府人士在约旦、埃及和印度会议上达成协议，将新的个人电脑硬件引入更多学校课堂，并培训更多掌握电子教学方法的地方教师。这一倡议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GEI模式已成为不断扩大和持续发展的项目，被列入包括卢旺达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教育计划。

“环境倡议”关注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问题。在2005年在苏格兰Gleneagles举行的G8峰会气候变化对话会议上，英国政府邀请世界经济论坛在第31届G8峰会上协助商业社区成员参与气候变化对话，提供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建议。由全球多位CEO首肯的一系列环保建议方案在2008年7月日本洞爷湖举行的G8峰会前承交给各国领导人。

“水资源倡议”得到了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其中包括：加铝公司、瑞士发展与合作署、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印度、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印度、印度工业联盟、拉贾斯坦邦政府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商业基金会，它们在南非和印度就水资源管理开展了公私合作。

"反腐伙伴倡议" 为加强反腐败力量，在2004年1月的达沃斯年会上，来自工程、建筑、能源、金属和矿产行业的企业CEO共同启动了“反贪腐伙伴倡议”（PACI）。此倡议提供了一个为同业者相互交流反腐实际经验和面临困境的平台。已有140家企业签署了此倡议。

“创新：势在必行” ^[13]  是2013年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名各国政要和企业家代表出席了为期3天的会议。就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贸易和投资展开了深入地探讨。

世界经济论坛还同时作为一个智库研究论坛社区所关注的事务，并对此发表广泛的研究报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论坛的“战略分析团队”，此团队致力于在国家竞争力评估、全球风险评估和预期模式规划和思考等相关领域撰写报告。

“竞争力报告组”Competitiveness Team撰写了许多年度经济报告（括号中为第一次发表时间）：《全球竞争力报告》（1979）对各国和各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评估；《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1）基于各国的信息技术实力评估其竞争力；《全球性别差异报告》（2005）调查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男女平等问题；《全球风险报告》（2006）评估全球主要存在的风险；《全球旅游业竞争力报告》（2007）对旅游业进行评估；《全球贸易促进报告》（2008）对各国贸易促进因素进行分析评估。

“全球风险网络”Global Risk Network发布年度报告，被评估风险的标准是：这些风险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涉及跨行业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对经济造成1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对人类存在潜在的重要危害而需要多方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降低风险。

“预期模式规划组”Scenario Planning 发布一系列地区、行业和特定话题的预期模式报告，从中提出不同于人们假想的状况，提醒人们对重要潜在因素的关注并激发人们看待未来的新思维。[41]最新的报告包括《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可能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行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进期展望与长远预期》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 Near-Term Outlook and Long-Term Scenarios 以及《资助人口转变：2030年养老金和医疗保障预期模式》预期研究由于人口情况变化而导致养老金和医疗资金所出现的变化和影响。Financing Demographic Shifts: Pension and Healthcare Scenarios to 2030。

2017年6月27日，世界经济论坛第11届新领军者年会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六大养老金储蓄国（美国、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面临的养老金缺口高达224万亿美元。计入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超级大国，养老金缺口预计达到400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经济总量的五倍。这不仅将对人类后代生活造成沉重负担，还将令现代化国家的养老金体系陷入严重危机。 ^[1] 

报告提出五项应对养老金制度挑战的优先措施：

一是，根据预期寿命调高标准退休年龄。对于后代预期寿命超过100岁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到2050年，退休年龄标准至少应为70岁。

二是，为所有人提供便捷的储蓄方式。例如英国正在实施的改革，自2019年起，每个英国人收入的8%将自动存入其养老金储蓄账户。目前，这一举措已帮助22-29岁人群和低收入者提高了储蓄。广泛实施后，预计每年可增加25亿美元养老金储蓄。

三是，扶持金融素养教育工作：从学校开始，针对弱势群体。加强人口的金融素养教育，提高公众对储蓄重要性的认识。例如新加坡曾开展的公积金制度（CPF LIFE）媒体宣传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国家养老金计划。

四是，清晰明确地说明国家养老金制度每个支柱的目标和收益。这将有助于每个人了解他们在政府和工作体系中所能实现的收入水平，从而判断是否需要积累个人储蓄，做必要的补充。

五是，整合、规范养老金数据，使公民能够全面了解其财务状况。例如丹麦，人们可以通过在线平台全面了解其不同养老金储蓄账户情况。 ^[1]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首先是其作为一个“世界级”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和对全球舆论的影响。论坛自成立以来，借助包括年会在内的各种会议形式，成为各国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就各种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达沃斯年会讨论的都是全球性热点问题或趋势性问题，对全球舆论具有重要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其遍布全球的会员和关系网络。世界经济论坛是会员制组织，其会员来自全球各地区的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中有全球500强中的绝大部分公司。除企业界外，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 ^[14] 

2017年8月16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栋副教授接受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专访，就中印洞朗对峙提出中方学者观点。 ^[15] 

在专访中，王栋就洞朗对峙的起源、洞朗对峙的更广泛地缘含义，以及如何化解危机等问题做了详细解读。王栋批驳了印方的观点，即印方行动是为了帮助不丹捍卫自己的领土，以及是出于安全关切的考虑。王栋指出，《不印友好条约》中没有任何一项条款能为印度的跨境干预提供正当依据。印度以保护不丹利益为借口入侵中国领土，不仅侵犯了中国主权，也侵犯了不丹的主权与独立。此外，印度的行为会为国际关系树立一个极端恶劣的例子。新德里政府的立场是否表明，中国也有权代表其他与印度有领土纠纷的国家实施干预呢？而印度试图以对中国修路行为的安全考量为由为其非法越界正名，这也与国际法和规范国际关系的规约背道而驰。多年来，印度在锡金段边界建造了大量基础设施，其中不乏防御工事和其他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相比之下，中国在自己国家边界一侧建造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少之又少。印方的立场是否说明，中国也能以安全考量为由，派遣中方边防军进入印度境内，阻碍印度建造基础设施呢？

王栋认为，洞朗对峙的本质一目了然：它是印度边防军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阻碍中国正常道路施工项目所导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这一僵局的主动权仍掌握在印度手中。

最后，王栋在专访中指出，如果印度能够撤回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人员，那么将为双方寻找解决此次事件的外交途径奠定基础。除了政府层面的谈判外，智库间对话等公众外交手段也有助于缓解针锋相对的僵持局面，向彼此发送信号，表明进一步缓解紧张氛围与解决争端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此次对峙事件正是中印近年来安全困境不断加深的一个体现。从长远来看，中印双方都需要运用政治意愿与智慧，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扭转不断恶化的安全困境，构建未来正和发展的中印关系，共同为推动繁荣稳定的多极化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