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民族(17张)

游牧经济是一种专业化、流动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经济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

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畜牧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

游牧(8张)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

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游牧起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如有学者认为，畜牧民的出现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标志，而畜牧民是从既种植谷物、又驯养家畜的人群中发展来的。因此，最早出现的不是游牧部落，而是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畜牧民；随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才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

然而，恩格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理论的指导意义即在于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踪迹中游牧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而从事游牧业的人群由部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国家。游牧从起源到游牧国家的形成、演化，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影响。

游牧民族人口是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的部落，加上牛马畜生，必要要居住在水草丰美的草场，特别在贫瘠的漠北，这样的草场是有数的。

这些部落虽然游牧，但也不是没有地盘概念，哪片草场属于哪个部落的，都是有划分的，部落不可能经常做大规模迁徙。而且部落与部落间，各部落与单于汗庭间也都是有势力范围的。如铁木真经历合兰真沙陀之战后只剩下4千6百余人。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汗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而不明所以的中原人把游牧部落为了保护草场在其所属草场之间的迁徙认为是居无定所这是很无知的，所以农耕民族出征漠北时往往会迷路找不到游牧驻军牧场，农耕民族由于不了解当地那些水肥草美牧地的分布信息不能在当地得到给养，游牧民族反而可以利用骑兵机动性再其熟悉的地理环境中坚壁清野。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统一。现在人看岭北历史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来想象15、16世纪的历史这是错误的。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汉族）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成吉思汗统一游牧民族后草场采用了和亲拉拢、诸王分封制赏赐有功劳的部将与部落，不再是以往牧场部落之间的互相兼并。 ^[2] 

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恰恰是因为游牧文明与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说游牧民族没有文明是错误的，能在史书上出现有记载的游牧民族都是有文明的，没有文明的游牧民族都被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同化了。

中国的游牧文明(9张)

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共同谱写了一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历史上匈奴、鲜卑、羯、契丹等游牧民族一度在中原建立了政权，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和涤荡，他们一部分西迁、一部分在历史中湮灭，一部分融合入汉民族，一部分仍保持了本民族的特征和习俗，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

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族消灭，剩余一部分南下到河套地区，成为羌胡，另一部分西逃往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羯，匈奴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灭绝。

匈奴(7张)

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乌桓被曹魏消灭，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建立北朝，其余部分演化为吐谷浑和柔然；柔然建立汗国，后被突厥击败，主体向西迁移，在东欧形成阿瓦尔人，余下的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建立辽国，其后被女真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建立西辽，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蒙古建立了辽阔的帝国，影响遍及欧亚大陆，其主体一直生存至今，即现代的蒙古族。

东胡部分(5张)

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曾归柔然统领，后灭亡了柔然，建立了大帝国。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羌藏部分(7张)

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之后回鹘汗国与唐帝国关系良好。回鹘国内衰败后，向四周迁移，曾在宋朝时于甘肃新疆一带建立黄头回纥部落以及高昌王国，后来分别归降西夏和西辽，在与南疆的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回鹘(4张)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民族在矛盾中不断地了解、在矛盾中不断融合的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王朝——秦帝国。秦帝国的疆域内涵盖了南方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并让蒙恬将军击败匈奴以收复河套平原。

公元前202年刘邦推翻秦帝国建立西汉王朝。自从西汉立国开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凭借它的军事优势，不断对中原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

发展历史(16张)

公元前200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四十万骑兵把出兵抵御匈奴入侵的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包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刘邦被迫采纳臣下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妥协政策，听从陈平计谋贿赂单于阏氏得以脱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这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政权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对峙，事实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在匈奴一方。汉帝国为了休养生息，积蓄力量，汉高祖、文帝、景帝执政的六七十年间一直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每年送去大批财物，但始终无法满足匈奴无止境的的贪婪欲望。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执政。汉帝国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力空前强大，汉武帝为了宣扬汉民族的威力，解除匈奴对汉的威胁，摆脱匈奴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通过一系列战役给匈奴以致命打击，将其驱逐到大漠以北，从此 “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后来霍去病深入漠北至狼居胥山（蒙古国的肯特山脉）。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夏六月开始，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军队在涿邪山 匈奴人会合（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北单于大败逃走，汉军追击，俘杀一万三千余人，北匈奴先后有二十余万人归附。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由班固撰写《封燕然山铭》文，刻石纪功而还。

公元207年，东汉末年丞相曹操北破乌桓，将东胡各少数民族迁徙到河北地区；公元216年，又将北方降汉的匈奴安置在并州，分五部加以统治。

曹操北破乌桓(2张)

这对促进民族融合，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匈奴作为国外敌对势力被汉帝国驱逐了，但这些降汉的匈奴部族仍保留着凶悍好斗、残忍嗜血等游牧民族的天性，他们学会了汉人的政治、军事韬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冶炼技术。曹操的这些举措为日后北方游牧民族彻底灭亡中原汉族政权埋下了隐患。

公元265司马炎代魏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又黑暗的王朝。士族统治集团既腐朽不堪，又激烈争权夺利，爆发了影响巨大的“八王之乱”，国力空前衰败。由于中原战乱，汉族居民大量流徙江南，中原汉胡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

公元316年，匈奴军夺取长安，西晋灭亡，撤退到长江以南的西晋贵族建立了东晋政权。

前赵（匈奴304－318）　后赵（羯319－350） 前秦（氐351－394）

前燕（鲜卑337－370）　后燕（鲜卑384－409）西秦（鲜卑385－431）

南凉（鲜卑397－414）南燕（鲜卑398－410） 北凉（匈奴401－439）夏（匈奴407－431）

由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处于奴隶制社会，有些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建立的政权大多实行胡汉分治政策，仇视、奴役汉族人，甚至对汉族人采取野蛮残酷的统治政策。各族统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严重灾祸，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汉族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危机。在这种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复仇——冉闵《屠胡令》

公元350年，汉族将军冉闵推翻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即皇帝位，定都邺城，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

当时，新生的冉魏政权处在敌对少数民族族势力的四面包围中，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扼杀新生的冉魏政权；内有数十万仇视新政权的胡族随时可能发动暴乱，或在敌对胡族势力进攻时充当内应，即使将他们全部驱逐，也只能使敌对胡族势力更加强大。

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冉魏政权，冉闵采取断然措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塞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反攻，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

公元352年，冉闵在抗击鲜卑入侵的廉台大决战中被击败，冉魏政权灭亡，至此，汉族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才结束。

隋唐时期，汉族政权曾经控制整个蒙古高原和西域，从出土的突厥碑文记载唐朝统治整个蒙古高原仅有60多年，岭北先后被突厥、回纥【回鹘】、黠戛斯统治，在西南，吐蕃国建立，与汉族政权有过些许战争 ，甚至一度趁乱攻进汉人统治中心，但是对汉人政权影响不大，隋唐时期可以看做是从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与五代至元朝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渡阶段。

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在这五朝之外，还相继出现了前蜀等十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这一时期是唐藩镇之乱的延长，是由唐朝而宋朝的过渡时代。

这一时期有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征：五朝之中有三朝，即后唐、后晋、后汉的开国之君都是沙陀人，形成华夷混合政权。其二是北方的契丹人借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强大，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也为后来辽、宋、金对峙的形成埋下“伏笔”。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公元907年，契丹族建立辽政权，公元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政权。辽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公元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北伐，要夺回幽燕，统一中国，但是北宋在于与少数民族势力辽、金政权的战争中一再受挫。

李璮袭为益都行省（今山东境内）长官，拥军自重。南宋开庆元年（1259），李璮加速准备反叛蒙古 ，一面进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4城迷惑蒙古，一面积极加固益都城防，储存粮草，截留盐课。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为大汗，两兄弟为争夺汗位发生战争。忽必烈为了稳定李璮，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并对他的上述活动隐忍不发。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三年二月，举兵反叛，他献涟海三城于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南宋封李璮为齐郡王、节度使封号，但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在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华北地区汉人军阀的支持，但应者寥寥。因此，处境完全孤立。忽必烈迅速集中蒙汉诸军，以宗王合必赤统领征李璮。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术等于高苑老僧口击败李军，李军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史天泽与哈必赤定议，筑环城围济南，进行长期围困。济南被围四月，李璮粮秣告罄，军心离散。七月，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泽斩于军前。李璮的岳父王文统，当时任中书省平章政事，颇得忽必烈信任，因与李璮书信交通，被忽必烈杀死。

公元1206年，在蒙古高原上以铁木真为首的蒙古部落强大起来，建立了蒙古帝国。公元1234年，金帝国在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下灭亡，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都处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蒙古族在接收了中原地区后，汉化趋势不断加强，1271年，忽必烈尊用汉法，改国号为元，威胁南宋，1276年，攻占南宋统治中心临安，南宋正统王朝灭亡。

1279年3月19日，最后一支南宋军队在厓山大海战中被元军消灭，宋朝彻底灭亡，少数民族第一次成功统治了全中国。

元朝时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激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蒙元帝国仅统治了中国98年，就在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的狂潮中灭亡，取而代之的是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明初洪武时期明军把残元驱赶至岭北地区，朱元璋在漠南地区先后设置了卫所40多处分别为九大塞王统御。靖康之难后朱棣一反常态撤诸卫所把诸赛王以及卫所的兵力大部分划归自己麾下，朱棣雄才大略，自然知道大宁的重要性，他在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时对金幼孜等人说：“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矣。”但他还是觉得撤漠南诸卫集中兵力消灭北元才是一劳永逸，何福曾请求朱棣复置东胜卫，但朱棣仍然不以为然，只在此年九月给何福的批复中写道：“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 ^[3]  朱棣认为设置卫所是要等到明军消灭岭北行省的残元势力继承确定元朝的北方边界后再办的事情，但是由于明成祖突然死在了北伐的路上，当年洪武帝在漠南设置的诸卫所皆未来得及恢复。宣德时，北方蒙古人通过卫所旧地对明朝的威胁日增，土木堡之变甚至使明朝的皇帝被蒙古人俘获。西北的蒙古人也建立了亦力把里、叶尔羌等割据政权。

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杀，明朝灭亡。同时，满洲人彻底击败了蒙古人，末代蒙古可汗林丹汗也死于打草滩。

1678年西蒙古人葛尔丹正式建立准噶尔汗国，并开始向塔里木，蒙古高原和西藏扩张，与清帝国发生冲突，1755年，清帝国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进占伊犁击溃达瓦齐军，1760年冬天，准噶尔汗国灭亡。游牧民族的辉煌自此终结。

现代考古发掘逐渐证明，游牧诞生的时间不会早于公元前1000年，远晚于农耕的诞生。世界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是斯基泰人。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学观点起源于非洲大陆，在漫长的地质史时期，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而逐步迁移到其他的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这些原始初民所属的就是原始采集狩猎文明，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生存压力变大，许多物产并不那么丰富地区的部族不得不采取强度更大的劳动，而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着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蓄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对野生动物的驯化，也许发生在更早的时候，但在生存压力不那么大的时期，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发展畜业并不怎么合算，于是畜业的产生只有在凭采集狩猎无法获得足够丰厚的回报之后了。马的驯化则更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游牧民族使用的牧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为套马竿，又称 “套竿”。蒙古语称“兀兀儿合”。据《元朝秘史》载，早在13世纪初蒙古汗国建立前，就已出现了这种工具，一直沿用至今。套马竿木质坚韧,总长约300厘米，顶端拴有套形皮绳。它既可用于套马，也可用于狩猎时套其他动物。每逢捕捉马匹时，牧民持竿跨马，冲入马群，看准马匹，抖开绳套，将马颈套住勒紧，随马奔驰，直至马匹力竭驯服为止。阿拉善旗等少数地区的牧民不用套马竿，而用套马索，蒙古语称“察拉木”。这些套马者多系技术娴熟、身强力壮的牧民，因而当地牧民以套马为光荣。

内蒙古游牧民族3绝：赛马、射箭、摔跤

两极世界理论认为，游牧民族的产生沟通了东西方人类社会。在游牧民族的压力下，秦国的社会形态从部落制变革为半部落制半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 ^[4]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伴随着中国古代北方边境历史的始终，而这种冲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方边境的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 的变迁又导致了文明的变迁。尽管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影响，但传统史学的盲点并不能抹杀这种影响的实际存在。

传统观点和西方学术界观点一般认为，对环境的破坏是连年的征战造成的。比如，农耕文明在对抗游牧民族侵扰中，曾经有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场采用焦土、洒盐等破坏性战术的记录；而游牧民族对农牧交集区域的劫掠破坏则更为严重，比如《西洋世界军事史》中描述，“有人认为中亚的气候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突然变得干燥起来，到了公元500年到了顶点，有人认为是游牧性的侵入破坏了水道之所致。派希克（T.Peisker）说：为了使一个水草田的拥有者，不敢不向他们纳贡，他们只要攻占主要的水道即可。而这些游牧民族又常常的盲目的抢劫和毁灭一切东西。一次侵扰就可以使几百个水草田化为灰烬和沙漠。进一步说，游牧民族不仅使中亚的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了废墟，更使草原变成了赤地，因为无意识的取火而滥伐树木，终于使流沙扩大了范围。”

而也有观点认为“历史上对北方边境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是中原文明为了抵御游牧文明的侵袭而采取的移民塞边和屯田制的措施”，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